输掉的战斗 –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演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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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掉的战斗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演讲

 

我其实不是一个人站在这个领奖台上,有成百上千的声音在我的周围环绕。早在孩提时代,它们就陪伴着我。我在农村长大。在我小的时候,白天我们在外边玩耍,但每当夜幕降临,疲惫的村妇们一起坐在村舍边上的长椅上开始谈话,她们的声音就会像磁石一样地吸引着我。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丈夫、父亲或者兄弟。我记得二战结束后,村子里几乎看不见男人。战争期间,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人殒命,不是死于前线,就是死于后方同游击队的并肩战斗。战争结束后,我们小孩子就生活在只有女人的世界里。给我印象最深的,是这些女人们谈论的往往是爱,而非死亡。她们会讲自己跟心爱的男人在上战场的前一天告别的场景,讲她们在等待爱人平安归来,讲她们会一直等下去。许多年过去了,她们依然在等:“我并不在乎他是否缺胳膊少腿,我会背他。”无臂无腿… 我想我在童年时代就明白了什么是爱。

 

我从听到的合唱中选取了几个悲伤的乐曲。

 

第一个声音:

 

“你为什么想要知道这些?真是太悲伤了。我是在战争期间认识我丈夫的。当时,我们的坦克一路开到柏林。我记得,我们俩站在国会大厦附近——那时他还不是我丈夫——他对我说,‘嫁给我吧。我爱你。’ 我很难过——战争以来我们就生活在肮脏、污秽和血腥之中,听到的尽是些下流话,——我回答他说: ‘首先让我变回女人,给我送花,在我耳边讲情意绵绵的话。当我复员后,我要给自己做条裙子。’ 我太难过了,恨不能打他几拳。他察觉到了一切。他的一边脸颊严重烧伤刚刚结疤,泪水就顺着疤痕流淌下来。 ‘好吧,我嫁给你。’我说。就是这样…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答应了… 我们的周围一无所有,除了灰烬和破瓦残砖——简言之,战争。”

 

第二个声音:

“我们住在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附近。我在面包店工作,做馅饼。我的丈夫是一个消防员。我们才刚结婚,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着手。反应堆爆炸的那天,我丈夫在消防局值班。一听到征召,他们穿着衬衫就出动了,穿的都是普通衣服,——核电站发生爆炸,可他们并没有给他配备特制的工作服。你知道,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… 他们整夜地奋力扑火,接收到足以致命的辐射剂量。第二天早晨,他们直接被飞机送往莫斯科。严重的辐射病… 活不过几个星期… 我的丈夫身体强健,他是最后一个死的,以前当过运动员。当我抵达莫斯科,他们告诉我他被安置在专门的隔离室,任何人都不准进去。‘但我爱他。’我恳求道。 ‘士兵们在照顾他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?’ ‘我爱他。’ 他们争辩道,‘他已经不是你爱的那个人了,他现在是一个需要消除辐射的物体,你明白吗?’ 我不断告诉自己,我爱他,我爱他… 到了夜里,我甚至从逃生口爬进去见他… 我甚至去求夜间看守… 我付钱给他们求他们让我进去… 我永远不会抛弃他,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我都跟他在一起… 他去世几个月之后,我产下了一名女婴,可她只活了几天。她… 我们对她的降临很是兴奋,是我杀死了她… 是她救了我的命,自己吸收了全部辐射。她还那么小… 小小的人儿… 我好爱他们父女俩。我们真的会因为爱而杀人吗?为什么爱同死亡连接得如此紧密,它们总是一同降临?谁能解释给我听?我长久地跪在坟墓前…”

 

第三个声音:

“第一次,我杀了一个德国人… 当时我十岁,游击队那时已经带我执行任务了。那个德国人躺在地上,已经受伤… 他们叫我去下他的枪。我跑过去,那个德国人双手握着枪,瞄准我的脸,但他没能先开枪。我先开了枪…

杀了一个人并没有把我吓到… 战争期间我也再没有想起他。太多的人被杀死,我们每天就活在死人堆里。所以,当多年以后,我在梦里突然梦到他的时候,我很吃惊。突如其来。 我不断重复着做同一个梦… 我在飞翔,他不放我走。起飞… 飞啊,飞啊… 他追上来,我和他一起跌下去。跌进一个坑里。或者,我想起身,想站起来,他不让… 因为他,我飞不起来…

反反复复同一个梦境,折磨了我几十年…

我没法对我的儿子讲这个噩梦。他还年轻——我不能告诉他。我读童话故事给他听。我的儿子已经长大,可我还是不能… ”

 

福楼拜称自己是人类之笔,那我会说,我是人类之耳。当我走在街上,捕捉到各种词汇、短语和惊叹时,我常常会想:多少小说,就这样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呀!消失在黑暗中。人们还没学会捕捉人类生活中的对话作为文学的材料,因为人们还不懂得欣赏它们,不会为它们感到惊讶或者快乐。但它们却让我着迷,甚至俘虏了我。我喜欢人类谈话的方式,也喜欢人们的独语。这是我最大的热爱和激情。

通往领奖台之路是漫长艰辛的——在几乎长达40年的时间里,我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个体的故事,复述了一个又一个我听到的声音。这期间,我并不是时刻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的,很多时候我被人类的本性震慑到惊吓到。我同时体会到高兴和厌恶。有时候,我甚至想忘却我听到的事情,宁愿回到对此一无所知的过去。然而,我也不止一次地体察到人性崇高,感动至泣。

 

我生活在一个从小就教我们死亡的国家。我们被教导死亡的含义。我们被告知,人类的存在就是为了奉献一切,发光发热,牺牲自我。我们被教导,要拿着武器爱别人。假使我成长在另一个国家,我不可能走上这样一条路。邪恶是残忍的,你不得不学会对它免疫。我们在行刑人和受害者之间长大。我们的父母生活在恐惧之中,很多事情他们不跟我们讲——通常他们绝口不提,但即便如此,我们的生活环境也是被玷污的。邪恶时刻注视着我们。

我已经写了五本书,但我感到它们其实是一本。一本关于一座乌托邦的历史的书…

萨拉莫夫曾经写道:“我是这场伟大战斗的亲历者,我们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复兴而战,但是最终却输掉了。” 我试图用文学重建这场伟大战斗的历史,包括它的功过得失。一部人们试图在人间建立天国——天堂——太阳之城——的历史。而最终剩下的,不过是血流成河,和数百万人生灵涂炭。曾经有一度,二十世纪的任何政治理念都无法和共产主义(以十月革命为象征)相提并论,也没有什么能比共产主义更强烈更具感染力地吸引着西方知识分子。雷蒙·阿隆称,俄国革命是“知识分子的鸦片”。但实际上,共产主义思想已经至少存在了两千年。我们可以在柏拉图关于理想国的论述中找到它,在阿里斯托芬尼斯关于“万物共享”的时代设想中找到它… 历史上还有托马斯·莫尔、托马索·康帕内拉,以及之后圣西蒙、傅立叶和罗伯特·欧文等人。俄罗斯人的骨子里有一种精神推动着他们试图把这些梦想变成现实。

 

二十年前,在诅咒和泪水中,我们告别了苏联“红色帝国”。如今,我们能够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这段过去,将之视作一段历史实验。这很重要,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并没有平息。新的一代在一幅全然不同的世界图象中成长起来,但许多年轻人又开始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。在俄罗斯城镇,人们又建立起纪念斯大林的新博物馆,树立起献给他的新的纪念碑。

“红色帝国”消失了,但“赤人”——苏维埃人,却仍然存在。他们挺了过来。

我的父亲刚刚过世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依然信仰共产主义。他至死都保留着他的党员证。我一直无法使用“老苏联(Sovok)”这个带有贬义的称呼,因为那样一来,我的父亲、我的朋友和我身边的许多人,都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。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——社会主义。他们之中,不乏许多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。但在今天,有时他们会被称作“奴隶浪漫主义者”。乌托邦的奴隶。我相信,他们每个人本来都可以过上不一样的生活,但他们最终选择了苏维埃式的生活。为什么?为了搜寻答案,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——我在这个曾经称作苏联的广袤的国土上到处行走,录下了上千卷磁带。这就是社会主义,它就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一点点搜集着苏联“国产”社会主义的历史,看它如何影响人们的灵魂。最终,我被吸引到称为“人”的狭小的空间里来… 一个个体的人。在现实中,这是一切事物的发生之所。

二战之后,西奥多·阿多诺在震惊中写道:“奥斯维辛之后,写诗是野蛮的。” 我的老师,阿莱斯·阿达莫维奇——我今天心怀感激地提起他的名字——认为,用散文描写是对二十世纪的那些噩梦的一种亵渎。无需发明,只需要把真相如实讲述。需要一种“超文学”。见证者必须发声。我想起尼采说的,没有艺术家能够抵达真实。它太沉重。

 

然而真实并非存在于某一颗心灵或者某一个头脑中,真实在某种意义上是碎片化的,这一直令我感到困扰。有太多的真实,它们各式各样,遍撒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,人类对自身的了解,远比文学作品中记录的多得多。那么我在做什么?我收集日常生活中的感受、思考和话语。我收集我所处时代的生活。我感兴趣于人们灵魂的历史——日常生活中的灵魂,通常为宏大的历史叙事所忽略甚至不屑一顾的那些东西。我致力于缺失的历史。即使到现在,依然经常有人对我说,我写的不是文学,而是文献。那么今天的文学是什么?谁能回答?我们生活的节奏空前地快。内容打破了形式,并改变了它。一切事物都溢出了原本的边界:音乐、绘画,甚至文献中的语言也已逃离了它的边界。在事实和虚构之间并无界限,它们相互流动。见证者不是中立的。在讲述事实的时候,人们像雕刻家雕刻大理石那样,创造并雕琢着时间。他们既是演员,又是创作者。

我对小人物感兴趣。我称之为平凡而伟大的小人物,因为苦难可以塑造人。在我的书中,这些人物述说他个人的“小”的历史,而更宏大的历史也从中得以显现。在我们有时间理解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前,我们需要把它们讲出来。而一开始,我们至少需要表达清楚,发生了些什么。然而我们却害怕如此做,我们尚未做好面对过去的准备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《群魔》中,在他们的谈话伊始,沙托夫就对斯塔夫罗金说:“我们是在无限的空间里相遇的两个生物……最后一次在世上相遇。不要再用您那种腔调,像个普通人那样说话吧!哪怕您一辈子就这一次能用人的口吻说话也好。”

我与我的主人公们差不多也是这样对话的。当然,人们从自己的时代开始说起——他不可能从虚无中发声。但要抵达人们的灵魂也并非易事,这条通往灵魂的道路充斥着电视、报纸,以及这个世纪的迷信,它的偏见,它的欺骗。

我想从我的日记中读几段,来展示时间如何推移… 观念如何消亡… 我追随它们走过的路…

 

1980-1985

 

我在写一本关于战争的书… 为什么关于战争?因为我们是战争的人——我们总是处于战争状态或者准备战争的状态。如果仔细观察,会发现我们也是用战争术语思考的。在家里,在街上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人命如此廉价。一切都是战时的。

我开始怀疑。另一本关于二战的书… 为了什么?

在一次旅行中,我遇到了一个女人,她在二战期间是一名医务兵。她告诉我一个故事:冬天她们穿过拉多加湖时,敌人注意到了风吹草动,开始朝她们射击。人和马都掉进了冰窟里。这一切都发生在夜里。她抓住一个她以为受伤的人,开始把他拖向岸边。“我拉着他,他全身湿透赤裸,我以为他的衣服都被撕烂了。”她对我说。到岸后,她才发现,原来她拽的是一条巨大的受伤的鳟鱼。她破口大骂。人在遭受苦难,可动物们呢?鸟、鱼,它们做了什么?在另一次旅行中,我听到另一个来自骑兵中队的医务兵的故事。在一次战斗中,她把一名受伤的士兵拉进弹坑,突然发现他是一名德国兵!他的腿断了,汩汩流血。他是敌人!怎么办?自己这边的人全死了。但她还是帮德国兵包扎好,随后又爬出去,拖回来一名失去意识的苏联兵。苏联兵一苏醒,就想杀死德国兵。德国兵也一样,抓起机枪准备杀死苏联兵。“我扇了他们每人一个耳光。我们的腿都浸没在血泊里,” 她回忆到,“彼此的血融在一起。”

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战争。一个女人的战争。无关乎英雄,无关乎一方英勇地杀死另一方。我记得女人们频频哀叹:“一场战役过后,你走过战场,他们仰面躺在那里… 都很年轻,也很英俊。他们躺在那里,眼睛望着天空。你为他们感到惋惜难过,战争双方的人。”正是这种态度——“所有的人,战争双方的人”——给了我写作的灵感:战争无非就是杀戮。这就是女性记忆中的战争模样。这个人前一刻还在微笑,还在抽烟,然后就没了。“消失”是女性谈论最多的词语,只消片刻,战争就会把一切化为乌有。不管是人命,还是时间人力。是的,男人们十七八岁就志愿上前线,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想杀人。但是他们准备随时赴死。为祖国而死。为斯大林而死。——你无法从历史中抹去这些词。

这本书直到两年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才得以出版。“读了你的书,没有人会想去打仗,”审查官对我训斥道。“你笔下的战争太可怕了。为什么不写几个英雄呢?” 但我并不是要寻找英雄。我想通过被遗忘的见证人和参与者讲述的故事,书写我们的历史。之前从来没人问起他们。他们是怎么想的?我们实际上并不知晓人们对那些伟大思想的看法。战争一结束,一个人会这样给你讲述一场战争,几十年后,他讲述的又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。他自己会发生若干变化,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整个一生封存进记忆之中。他的整个自我。那些年里,他如何生活,读到些什么,看到些什么,遇见了谁,信仰什么。最后,他快不快乐。文献是活的生物——它们跟着我们改变。

我非常确信,像1941年那些战时女孩那样的年轻女性,再也不会出现了。那是整个“赤色”思潮的最高点,甚至高于列宁的十月革命。她们的胜利依然掩盖着古拉格的灰暗。我深深地热爱着这些女性。但是你却不能跟她们谈论斯大林,谈论战争一结束,整火车皮勇敢率真的胜利者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事实。剩下的人返回家乡,缄默不言。我有一次听到:“我们唯一自由的时候就是在战争期间。在前线。” 苦难是我们的资本,我们的自然资源。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,——而是苦难。它是我们唯一能够持续生产的东西。我总试图寻找答案:为什么我们的苦难没有转化为自由?难道苦难只是徒劳?恰达耶夫(Chaadayev)似乎是对的:俄罗斯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国度,一处完全遗忘症的时空,一种批评与反思的处女意识。

但是,那些鸿篇巨著就堆积在我们脚下。

 

1989

 

我在坎布尔。我不想再写战争了。但是在这儿,我又身处真实的战争之中。《真理报》写道:“我们在帮助兄弟般友好的阿富汗人民建立社会主义。” 战争中的人或物无处不在。战争时期。

昨天,他们不愿意带我去战场:“呆在酒店里,年轻的女士。我们过会儿答复你。” 我坐在酒店里,心想:质疑别人的胆量和所冒的危险似乎有点儿不道德。我已经来这儿两个星期,可我无法摆脱这种感觉,即,战争是男人本性的产物,对我来说简直高深莫测。但战争的日常配饰却很华丽。我发现武器很漂亮:机枪、地雷、坦克。看来男人在如何更好地杀了别人这点上,花了很多心思。真与美之间永恒的争议。他们向我展示了一款新的意大利地雷,我站在“女性角度”的第一反应是:“太美了!为什么这么美?” 他们详细给我解释,从军事角度:如果有人开车或者踩到上面,像这样… 以一个特定的角度… 就会被炸得血肉模糊,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剩。这儿的人们谈论这种不正常的东西,好像它很正常,理所当然。好吧,你要知道,这是战争。没人会被这些画面逼疯——比如,一个躺在地上的男人,不是被自然环境杀死,也不是被命运杀死,而是被另一个男人杀死的。

我观察过“黑色郁金香”(把战争死难者的遗体装进锌皮棺材运送回国的飞机)的装运过程。死者被穿上四十年代的旧军装和马靴;即使这样,有时候都不够分。士兵们在一旁闲聊:“他们刚往冰箱里运来新的一批,闻起来就像变了味儿的野猪肉。” 我要把这写下来。不过我担心,国内的人大概不会相信。报纸上只会报导苏联士兵种植的友谊街巷。

我同这些年轻的士兵交谈。许多人是自愿来的。主动请求到前线来。我注意到,大多数人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,知识分子阶层——教师、医生、图书管理员——一句话,书香门第。他们曾经真诚地梦想帮助阿富汗人民建立社会主义。但是现在他们嘲笑自己。我被引领到机场的一处地方,看到成百具锌皮棺材在太阳底下闪耀着神秘的光芒。陪我来的军官情不自禁地说道:“谁知道呢… 我的棺材也许在那儿… 他们把我塞进棺材里… 我在这儿打仗为了什么?” 像是被自己的话吓到了,他立刻说道,“这些话不要写。”

夜里,我梦到死者,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一副惊讶的表情:什么,你说我被杀死了?我真的被杀死了吗?

我和几个护士驱车前往一所阿富汗平民医院,带着给小孩子们的礼物,有玩具、糖果和曲奇饼干。我则带了大约五个泰迪熊。我们到达医院,一间长长的营房。每个人都只有一条毛毯当铺盖。一个年轻的阿富汗女人,怀里抱着婴儿向我走来。她似乎有话要说,——在过去十年里,这儿几乎人人都会说一点儿俄语——我拿给婴儿玩具,他用牙齿叼了去。“为什么是用牙齿?” 我吃惊地问道。她掀开裹住他小小身体的毛毯,——这个小男孩失去了双臂。“你们苏联人轰炸造成的。” 我差点跌倒,被人扶住了。

我目睹过我们的“冰雹”火箭弹如何将一整座村庄夷为平地。我访问过一座阿富汗墓园,墓园大约有他们一个村子那么大。在墓园的中央,一名上了年纪的阿富汗妇女嚎啕大哭。这让我回想起之前在明斯克附近的一座村庄,当人们把锌制棺材抬进她的家门,一位母亲失声的悲嚎。那哭声不像是人或动物的… 像极了我在坎布尔墓园听到的悲嚎。

 

我得承认,我也不是突然之间就获得了自由。我真诚地对待我的受访者,他们也都信任我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。在去阿富汗之前,我信仰人性化的社会主义。但是当我从阿富汗回来,我已不再抱任何幻想。“原谅我,父亲,” 见面后我对他说,“你从小教我信仰共产主义,但当看到那些年轻人,他们不久之前还是像你和妈妈教过的那些苏联学生(我的父母是乡村学校的老师),在外国的领土上杀死素不相识的人,这已经足够让你们的教导化为灰烬。我们是凶手,爸爸,你明白吗!?” 我父亲哭了。

许多人从阿富汗回来,就获得了自由。但也有例外。在阿富汗时,一个年轻人大声训斥我:“你是个女人,你懂什么战争?你以为在战争中人们优雅地死去,就像书里电影里写的那样?昨天我的朋友被杀了,他脑袋中弹,然后还跑了十几米远,试图抓住他的脑浆… ” 七年之后,同样是这个人,他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,喜欢到处跟人讲阿富汗的故事。他给我打电话:“你干嘛把书写成那样?太吓人了。” 他已经变了一个人,不再是我在死人堆里遇到的那个、二十岁时很怕死的年轻人…

我问自己,到底想写一本什么样的关于战争的书?我想写这样一本书,书中的人物不会开枪,不会对另一个同类开火,一想起战争他就感到痛苦。但这样的人在哪里?我还没有遇到。

 

1990-1997

 

俄罗斯文学的有趣之处在于,它是唯一讲述在一个大国实施一场实验的故事的文学。我经常被问到:你为什么总是写悲剧?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们现在居住在不同的国家,但“赤人”无处不在。他们都来自相同的生活,有着相同的记忆。

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抗拒写切尔诺贝利。我不知道该如何下笔,用什么手法,如何触及这个话题。世界之前从未听说过我们这个藏在欧洲角落里的小国的事情,但突然之间,每个人都在谈论它。我们白俄罗斯人,成了切尔诺贝利事故人,成为第一个碰触未知的民族。现在已经很明显:除了共产主义、种族主义以及新形式的宗教挑战之外,还有更多的全球性的野蛮的挑战在前面等着我们,尽管我们暂时还看不见。切尔诺贝利之后,似乎显露了一点苗头…

我记得当一只鸽子撞到挡风玻璃时,那位老出租车司机绝望地咒骂:“每天都有两三只鸟撞到车上。但报纸上却说情况得到了控制。”

城市公园里的落叶被耙在一起,运出城烧掉。地上划分出污染区域,也被掩埋——地里再埋土。柴火和青草也都被埋掉。每个人看上去都有点疯狂。一个老养蜂人告诉我:“那天早晨我去花园,发现好像少了点什么,一种熟悉的声音。那儿的蜜蜂不见了。我听不到一只蜜蜂的声音。一只也没有!怎么回事?发生了什么?第二天它们也没有飞出来,第三天也没有… 后来我们才得知,核电站出了事故——就在花园不远处。 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蜜蜂知道,但是我们不知道。” 报纸上所有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信息都是军事语言:爆炸、英雄、士兵、疏散… 秘密警察在核电站四周搜寻间谍和破坏者。有谣言称,这场事故是由西方情报机构蓄意策划的,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阵营。军事设备已经在运往切尔诺贝利的路上,士兵们正在前往。同以往一样,整个社会系统像战争时期一般运转,只是在这新世界里,机枪闪亮簇新的士兵才是悲剧人物。他唯一可以做的,就是吸收大剂量的辐射,然后回到家痛苦地死去。

在我的眼前,前切尔诺贝利人变成了切尔诺贝利民族。

你看不到辐射,触摸不到它,也无法闻到。周围的世界既是熟悉的,又是陌生的。当我到辐射区旅行时,立马被告知:不要摘花朵,不要坐在草地上,不要喝井里的水… 到处都有死亡躲藏着,但现在是另一种形式的死亡。戴着新的面具,伪装成陌生的模样。那些经历过战争的老人被迫再次疏散。他们仰望天空:“阳光灿烂… 没有硝烟,没有毒气,也没有人开枪。这怎么可能是战争?但是我们却变成了难民。”

每天早上,人们抢过报纸,贪婪地阅读新闻,然后失望地放下。没有抓住所谓的间谍。也没有人写所谓的敌人。一个没有间谍和敌人的世界也是陌生的。这是一种新的开始。紧跟在阿富汗之后,切尔诺贝利使我们成为了自由的人。

对我来说,世界开始分崩离析:身处其中,我并未感觉到白俄罗斯人、俄罗斯人、乌克兰人有何差别,他们不过是人类这一可能被毁灭的生物物种的一个代表。两场大灾难不期而遇:在社会领域,社会主义的“亚特兰蒂斯”(Atlantis)开始沉没;在宇宙空间,——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故。帝国的轰然崩塌令所有人感到不安。人们为日常生活发愁。怎么样拿什么买东西?如何活下去?信仰什么?这一次,追随什么旗帜?或者,我们需要学会没有伟大思想的生活?后者,也是所有人陌生的,因为从来没人经历过那样的生活。“赤人”们面临着成百上千的问题,但他只能依靠自己寻找答案。在获得自由的最初的日子里,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。我的周围聚拢着惊慌失措的人们。我倾听着他们…

 

我合上日记本…

 

帝国崩塌之后,我们经历了什么?过去,世界被分割开来:是行刑人和受难者的——这是在古拉格;是兄弟姐妹们的——这是在战争期间;是选民的——这是科技和当代世界的一部分。我们的世界有时也被划分为被监禁者和监禁他们的人;今天,依然有斯拉夫派和亲西方派的分别,有“法西斯叛徒”和爱国者的分别。有谁买得起和谁买不起之间的分别。对于后者,我想说,这是对社会主义追随者的最残酷的折磨,因为不久之前,还是人人平等的。“赤人”们无法融入自己在餐桌边憧憬的自由世界。苏俄被分割完毕,而他对此毫不知情。一切都被夺走了。他感到了屈辱。感到被洗劫。感到愤怒和危险。

 

我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旅行的时候听到这样一些评论…

 

“只有Sharashka集中营——就是监禁那些科学家的劳改营——和行刑队存在,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。”

“俄罗斯人并不真的想富,他们甚至害怕变富。俄罗斯人想要什么?只要一样:谁都别富,至少别比他富。”

“这里没有诚实的人,但还有圣洁的人。”

“我们还没见到哪代人是没挨过鞭子的。俄罗斯人不懂自由,他们需要哥萨克和皮鞭。”

“俄语里最重要的两个词是‘战争’和‘监狱’。你偷人东西,寻点乐子,他们把你关进去… 你出来后,发现最后又回到监狱… ”

“俄罗斯人的生活就得是卑微和堕落的。这样灵魂才能飞升,才能意识到它不属于这个世界… 一切越肮脏越血腥,灵魂飞升的空间就越大…”

“没有人有精力再搞一场新的革命了,也没有那股狂热。没有那种精神。俄罗斯人需要令人不寒而栗的思想。”

“我们的生活在混乱和管制之间摇摆。共产主义并没有死亡,它的尸身还活着。”

 

恕我冒昧,我们错过了1990年代曾经拥有的机会。当时的问题是:我们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?一个强大的国家,还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可以让人们体面地生活的国家?我们选择了前者——一个强大的国家。我们再一次生活在一个强权的时代。俄罗斯人在同乌克兰人打仗。那可是他们的兄弟。我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,我母亲是乌克兰人。很多人都是这样。现在,俄罗斯的飞机又在轰炸叙利亚…

 

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已经被一个充满恐惧的时代所取代。这个时代已经掉头,向过去驶去。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二手时代…

 

有时候我不确定我是否写完“赤人”的历史…

 

我有三个家园:白俄罗斯的土地,那里是我父亲的祖国,我的一生都在那儿生活;乌克兰,我母亲的祖国,我出生的地方;以及伟大的俄罗斯文化,没有它,我无从想象现在的自己。它们对我都非常宝贵。但今时今日,我们很难谈论爱。